四月三日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：
“主席：从一月十二日（在家中收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评--编者注）起，我一直再想见见你，向你求救。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，求见主席是否适宜，所以一直忧虑着。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，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，似已确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求见主席，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，是很迫切的。如果主席认为适当，请随时通知我去。静候你的指示。”
信转呈毛泽东后，没有立即得到回复。
五月的一天，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邓小平，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，让他来看看。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，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：第一，要忍，不要着急；第二，刘、邓可以分开；第三，有事可以给他（毛泽东）写信。
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口信给困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。这时候，毛泽东告诫邓小平“要忍，不要着急”，明显表示了他对于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所考虑的。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，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“转变”，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。
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，使邓小平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避免了被“彻底打翻在地”、“永世不得翻身”的结局，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，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。邓小平后来说：“他们（林彪、江青等人--编者注）是非打倒我不可，打倒还不算，还要把我整死”，“但是毛主席保护我”。
毛泽东与邓小平
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
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中央全会上
邓小平后来曾说：我一生最痛苦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
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，毛泽东写了《炮打司令部--我的一张大字报》。大字报在党内高层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、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问题上的严重分歧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在全会的小组会和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，刘少奇、邓小平被作为“资产阶级司令部”领导人物受到批判。
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。邓小平的职务也不再被提起。刘少奇、邓小平被要求在准备召开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作检讨。
由于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取消，而改开中央工作会议，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检讨也就被移到这个会议上。
二十一日，邓小平为检讨稿一事致信毛泽东说：“主席，这是准备后天（二十三）在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，基本内容还是原来准备工作组会议讲的，略有些文字和内容的更动。现送上，希望看看，并给以指示。”
毛泽东阅后，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段话：
“小平同志：可以照此去讲。但在第九页第一行‘补过自新’之后，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。例如说，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，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。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，我会站起来的。干了半辈子革命，跌了跤子，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？”
毛泽东还把题目“初步检讨”的“初步”两字删掉了。这表明，毛泽东虽然一再地批评邓小平的“错误”，可他内心对邓小平是有保留的，他并不希望邓小平“一蹶不振”，还是希望他能够“站起来”。
十月二十四日，分组会议开始讨论邓小平的检讨。陈伯达、康生、谢富治等对邓小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，调子越来越高。
会上，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。他说：“他这个人耳朵聋，听不见，开会坐得离我很远，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。”“一九五九年起，六年来从来不找我。”
毛泽东的话，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。这种疏远背后的原因之一，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。
比如，在纠正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“左”倾错误之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问题上，邓小平和刘少奇、陈云等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等主张和办法；
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，邓小平明显不赞成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观点。
特别是，在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过程中，邓小平表现得“很不积极”，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“阻碍运动”。
另外一个原因是：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、二线，毛泽东退居二线，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，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。
但至此，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保留的，对刘少奇也不是“一棍子打死”。
二十四日晚，毛泽东听取会议情况汇报，得知一些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、邓小平时说：“把刘、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。要允许人家犯错误，要准人家革命，不要不准人家革命”，“对刘、邓要准许革命、准许改。说我和稀泥，我就是和稀泥。”
十月二十五日，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说：“北京的问题，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。”“……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、邓小平同志。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。”
邓小平写信求见毛泽东：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，是很迫切的
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，转告毛泽东三点意思：第一，要忍，不要着急；第二，刘、邓可以分开；第三，有事可以给他（毛泽东）写信。
刘少奇、邓小平作了检讨，“靠边站”了，但还没有达到林彪、江青一伙彻底打倒的目的。
他们不顾毛泽东初步作出的刘、邓的问题已“基本上解决”的结论，加紧煽动舆论，挑唆造反派，进一步掀起批判所谓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浪潮，企图置刘少奇、邓小平于死地。
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，称他为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
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。他感到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这样的文章，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，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“定性”。
珍爱政治生命的他急切地期望申诉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唯一有效的也是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给毛泽东写信。
四月三日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：
“主席：从一月十二日（在家中收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评--编者注）起，我一直再想见见你，向你求救。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，求见主席是否适宜，所以一直忧虑着。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，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，似已确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求见主席，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，是很迫切的。如果主席认为适当，请随时通知我去。静候你的指示。”
信转呈毛泽东后，没有立即得到回复。
五月的一天，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邓小平，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，让他来看看。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，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：第一，要忍，不要着急；第二，刘、邓可以分开；第三，有事可以给他（毛泽东）写信。
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口信给困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。这时候，毛泽东告诫邓小平“要忍，不要着急”，明显表示了他对于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所考虑的。
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，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“转变”，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。
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，使邓小平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避免了被“彻底打翻在地”、“永世不得翻身”的结局，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，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。
邓小平后来说：“他们（林彪、江青等人--编者注）是非打倒我不可，打倒还不算，还要把我整死”，“但是毛主席保护我”。
据毛毛《我的父亲邓小平：“文革”岁月》一书记载：汪东兴将邓小平想见毛泽东的请求转报了毛泽东。不久的一天深夜，毛泽东找邓小平到他的住处谈话。谈话直到天亮才结束，毛泽东态度温和，批评得也并不严厉，这使邓小平感到很欣慰。
失去行动自由后邓小平提出再见毛主席一面
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说：“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，怎样把刘、邓拆开来。”
虽然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保护之意，但林彪、江青等人和造反派加紧了“彻底打倒”邓小平的步伐。
十九日，造反派冲入邓小平家抄家。
七月二十九日，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的名义又一次批斗邓小平，还对邓小平进行体罚折磨，并宣布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。
八月五日凌晨，谢富治、戚本禹同聚集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谈话，对他们的行动表示“最坚决的支持”，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把刘、邓、陶批深、批臭，彻底打倒。这以后，邓小平已完全失去行动自由，在中南海的家里被监管。
1967年，在江西的艰难日子里，邓楠生了个女儿叫眠眠，邓小平做了外公。沉静的表情中，露出难得的欣慰
中共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武健华回忆：本来，七月中旬毛泽东离京赴外地前，曾召集周恩来等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开会提出，对刘、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，但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。
九月十七日，邓小平收到造反派组织“首都无产阶级揪斗邓小平联络站”勒令他限期回答十个问题的信。
无奈之下，邓小平于次日给汪东兴写信，提出急切地想再见毛主席一面。毛泽东阅信后没有表态，批示在一定范围内传阅。
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仍然没有变化：既要批邓小平，又握有底线，留有余地。
九月十九日，在中南地区视察的毛泽东在同杨成武、张春桥等谈中共九大时说：“选中央委员，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？我看是应该有区别。他（指邓小平--编者注）打过仗。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？你们赞成不赞成？”
九月二十日，在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谈话时，他又说：“邓小平恐怕要保，可不可以选他党中央委员，你们看？”“你们讨论一下，九大谁可选中央委员，邓小平是一个标兵。”
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后来也回忆说：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时曾提出，明年春天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接着召开九大，要把老同志都解放出来，许多同志要当代表、当中央委员。这其中，毛泽东就举了邓小平。
十一月五日，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政党问题时说：“邓小平要批，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。”但同时，他又说：“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，怎样把刘、邓拆开来。”
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转达：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
一九六八年五月，毛泽东数次提起过邓小平。他说：“对邓小平，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。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，我就不相信。你们那样怕邓小平，可见这人厉害。”
一九六八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继续肆虐。林彪、江青一伙已不满足于对邓小平的揭发、批判和公开揪斗，希望像对刘少奇那样对邓小平进行立案审查，以罗织更多的罪名，使他在政治上永不得翻身。
三月，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等向毛泽东和林彪反映，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。毛泽东只是同意在“贺龙专案组”内设以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的材料，而不是同意成立“邓小平专案组”。但林彪、江青、康生等别有用心，借此加紧成立“邓小平专案组”。
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后，一场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运动在全国展开。一时间，逼供信盛行，人人自危，政治气氛更趋紧张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五月二十一日，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，再次请求见毛泽东。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，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，议一下，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。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等当然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。
也就是在此前后，毛泽东还数次提起过邓小平。他说：“邓小平，你们总要打倒，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，你们总想打倒他，我就不想。他是犯了错误，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。”“要允许人家犯错误，允许人家改正错误，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。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，你自己就不犯错误？对邓小平，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。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，我就不相信。你们那样怕邓小平，可见这人厉害。”
六七月间，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，希望见汪东兴或者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。他在信中还将他所写的自传材料中的最后一段话写上了：“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，做一个普通党员。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，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，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。”
邓小平深知，只要能保留党籍，继续留在党内，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。此外，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，维系着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。
九月，全国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。为了总结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经验并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，十月中旬至下旬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。
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，在十月十三日全会开幕会上，毛泽东就说：
“邓小平这个人，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，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，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，什么叛变哪、自首呀，这些问题。”
“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，不要开除党籍，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。一讲到做工作，许多同志都摇头。我说，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，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，这样的工作，总是可以嘛。”
看得出，毛泽东讲这些话是要为邓小平的问题先交一个“底”。
会上，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。对此，在三十一日的闭幕会上，毛泽东又说：“邓小平，大家要开除他，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。我觉得这个人嘛，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，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。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，只要我们举手，那还不开除了。我看还是慎重一点。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！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！”“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，不合你们的口味，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。”
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明确表态，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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